广州火车客运站原址在大沙头，又称为东站，是英国人在一九一一年修建广九铁路时建造的，站房比较狭小，股道、站台很短，仅能容纳四至六列车。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次扩建站场，延长股道、站台，但仍不能适应铁路客运事业的发展。一九六二年就提出要修建新火车客运站。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选定了广州流花桥地区，通称北站。计划建五层，总高度是三十二米，还有一个宽大的站场，铺二十四公分厚的水泥路面，东西三个广场成为半月型环岛，长二百四十米，宽一百九十米，在全国也属于大型的交通广场。一九六五年已经动工，原计划一九六六年完成。但是，当建到二层时由于发生了一场风波，工程被迫停了下来。这是由于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不让修建，理由是原设计的具体方案的高度太高，会影响白云机场的飞机安全降落。当时，我和陶铸等人思想不通，认为不可能影响飞机的安全降落，便要求空军后勤部部长孙兆溪搞个数据，计算一下新火车站建成后，对飞机的安全起降究竟有无影响。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孙兆溪才对我们说，现在掌握的数据不足，很难计算准确(后来才知道他也有难处，他曾把计算出来对飞机起降安全没影响的结果，去上海向顶头上司刘亚楼汇报，却遭到一顿指责，回到广州后，只好以上述的话来应付我们，不敢说真话)。为了这件事，陶铸亲自打电报给刘亚楼，邀请他来广州一起商量。

　　刘亚楼到广州后，我们就与他一起讨论。事前我作了周密计算，想在会议上说服刘亚楼。我说，桂花岗的山头比新火车站还高四米(即三十六米)，它都不影响飞机的安全起降，新火车站只有三十二米，那就更没问题了。但刘亚楼却坚持已见，生硬地说:山头可以削平，新火车站建好后就不能削平了，你们如果要建，总高度不能超过二十七米。陶铸和我都认为宁愿停建，也不能修改计划和图纸，就这样中途下马。直到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新火车站才按原计划继续兴建，到一九七四年竣工。建好后的广州新火车客运站，分为主楼和副楼两个部分，站前广场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米，是目前华南地区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站。

　　广州电视塔是在海拔四十五米的越秀山坡上建造的，塔身二百米，为当时全国最高的电视塔。广州电视事业是建国后才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开始筹建，临时利用座落在越秀山百步梯顶端的中山纪念碑，把发射机和天线安装在纪念碑上面。一九五九年九月建成，试播黑白电视节目，一九六0年七月一日正式播出。但发射功率只有一千瓦，不能适应广大群众更高的要求。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九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中央和省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又拨出专款兴建新的电视塔，由中南化肥建设公司承建，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建成。

　　兴建这样高的电视塔是无经验的，但当时我们十分注意工程质量。比如在施工全套工艺流程中，发现一些法兰盘母材料有开裂现象，如不及时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解决，就非常有可能造成倒塌的危险。因此，主管部门立即成立有设计、制造、建设三个单位参加的检查小组，对电视塔的工程质量进行详细检查，及时解决这一个重大的技术质量上的问题。正好当时全国焊接学会的专家们都在广州开会，就邀请他们帮助检查和提出修改完善意见。检查小组在北京和广州地区共召开了十二次会议。

　　全国焊接学会成员、北京建工部建筑机械金属结构设计研究所、华南工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二十多份有关焊接质量的报告。终于解决了塔架主要焊缝(法兰盘焊缝)的安全质量上的问题，使之能够经得住由于高温、台风、地震等因素造成的压、拉、扭、震等力量的考验。

　　广州市地下工程即人防第九号工程是当时一项比较大的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一千万元(市负责一半，中南局、广东省共负责一半)，但实际上却花了一千七百多万元。这是一九六五年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对战争的严重性迫切性估计过高，加上对巨大工程不进行科学化、民主化的可行性研究，由少数人头脑发热而主观决定兴建的。整个工程由陈郁省长负责领导，我作为广州市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也参加了这一项工程的领导工作。现在回过头来看，建设这个工程是毫无必要的，纯属浪费，每年要一笔维修费用，却不能发挥效益。这是一个教训。

　　在我担任广州市长六年多时间里，城市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比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发展来说，那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办成这么几件事，也是很不容易的。我有如下几条体会:

　　一是要抓钱，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我充分的利用广州是祖国南大门，是社会主义窗口这一特殊地位，争取中央、中南局和省的领导重视与支持，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给予一些特殊照顾。例如从上交的工商业利润中提留百分之五作为城市建设的经费，一些特殊项目如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广州宾馆、水上居民住宅等重点项目，由中央直接拨专款。这样，我手中每年掌握着四至五千万元建设经费，日子就好过得多了。关于从上交工商业利润中提留百分之五作城建费用这一条，当时全国只有广州得到这个照顾，别的城市是没有的，五十年代也没有，只是在我任期内才有，“文革”开始以后不久，又被取消了，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

　　二是要抓物。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物资紧缺，钢材、木材、水泥三大建筑材料更是统配物资，有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未解决这个难题，除了搞好与外地的协作关系，争取各方面支持以外，还要有自己的原料基地，如增加钢材、水泥的自给率等。我们在花县的新华镇兴建了一个水泥厂，又在搓头建了水泥厂，产品基本上可以由本市支配使用。另外，从广州钢铁厂等工厂增产钢材，解决了一部分紧缺的材料。

　　三是要抓人才和建设队伍。当时搞城市建设还缺乏经验，人才更为宝贵，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下，一切重大建设项目的设计只能依靠自己来解决。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用人讲政治，对一些所谓出身成份不好或被怀疑有这样那徉问题而又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敢不敢用，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市建设局对建筑结构力学方面很有经验的工程师郑昭，桥梁建筑专家、工程师陈伯臻，他们都是一九三六年中山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但在“左”的错误思潮时期，不敢重用他们。我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他们有真才实学，一贯从事建筑技术工作，表现不错，便大胆起用他们。新爱群大厦和广州宾馆等高层建筑工程，最初我是提心吊胆的，曾对建设局局长戴机说:最怕是基础结构不牢固，建好后经不起强台风的袭击而塌了下来。如果这样.我这个市长，你这个局长都得坐牢。戴机说，不用怕，郑昭是很有经验的工程师，他计算过签了字的工程，你完全可放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郑昭、陈伯臻落实了政策，提为三级工程师。广州许多大的建设项目，如白天鹅宾馆等，郑昭都参加了工程结构的设计(郑昭于一九八三年去世)。陈伯臻除了参加当时建造广州神岗大桥和大北立体交叉桥、沙河立体交叉桥等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之外，后来广州地区的许多桥梁建设都有他参加研究设计，对桥梁建设作出了贡献。珠江第三桥的建设方案，就是在陈伯臻生前设计的具体方案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他于一九八二年去世)。

　　对于大胆使用郑昭、陈伯臻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方面，还应归功于元帅。这些曾一度被清理回乡的工程师，是叶帅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用他的名义叫林西去找回来参加工程设计的。他还说:“如果有人说什么，就说是我同意的。”这样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支持，使得一批建设人才不致被埋没，解决了最宝贵的人才问题。

　　不仅要有一批高级的工程技术人才，还要有一支城市建设的队伍，才能按质按量地达成目标。建国以后，广州市经过多年的组建，造就了一支比较有经验的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建设队伍，我们的项目是依靠自己的工程队伍去承担的。特别是象建设新爱群大厦和广州宾馆等高层建筑，都是由广州市房管局修缮工程队负责承建的。初时很多人都在议论，怀疑这样的工程队能否建造这样高质量的工程建设项目。结果，事实作了很好的回答。

　　最近去广州去了广州，白云和南站，现在最大客流是南站，人进去一下蒙圈，白云就没有多少人，广州站也许春运时客流能上量